中美经贸对话：迷雾重重，症结何在？

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，仿佛驶入了一片浓雾笼罩的海域，前行乏力，方向不明。用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·贝塞特的话来说，目前的谈判“有点停滞不前”，需要两国元首——唐纳德·特朗普和习近平亲自出马，才能打破僵局。这番表态，无疑给本已复杂的中美经贸关系再添一层不确定性，也引发了人们对当前对话状态及其未来走向的深度关切。

为何这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对话会陷入停滞？症结究竟在哪里？要理解这一点，我们需要拨开迷雾，审视当前局势的几个关键维度。

历史的阴影与现实的挑战

中美经贸摩擦并非一日之寒。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，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就已大幅升级，互征高额关税成为常态。尽管期间有过“第一阶段贸易协议”这样的暂时性休战，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。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贸易逆差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技术转让、产业补贴以及市场准入等。

拜登政府上任后，虽然在一些领域寻求与中国进行沟通与合作，但在经贸问题上，竞争与对抗的底色依然浓厚。美国继续强调国家安全，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崛起保持警惕，并通过出口管制、投资限制等手段加以遏制。而中国则强调自身发展权，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，并在多个场合呼吁美方取消加征的关税。

在这种大背景下，双方的经贸对话时断时续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近期，尽管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等官员与中方进行过接触，试图保持沟通渠道畅通，但在一些核心和敏感问题上，分歧依然巨大。对话更多时候是在“管控分歧”，而非“解决问题”。

贝塞特部长的警示：为何需要元首“拔钉子”？

斯科特·贝塞特部长指出谈判“有点停滞不前”，并认为需要特朗普和习近平亲自介入。这番话并非空穴来风，它深刻反映了当前对话面临的困境和挑战。

首先，技术层面的谈判触及了双方最核心的利益和最敏感的神经。无论是由财政部牵头的经济对话，还是由贸易代表办公室负责的贸易谈判，都难以逾越国家战略和政治考量的鸿沟。例如，美国对中国在电动汽车、太阳能电池板等新兴产业领域的补贴和产能过剩表示担忧，认为这扭曲了市场竞争，对美国产业构成威胁。而中国则认为这是自身发展的正当权利，并指责美国的保护主义措施。在这些问题上，没有最高层面的政治决断和妥协，技术官员很难找到突破口。

其次，信任的缺失是当前对话的最大障碍。长期的摩擦和相互指责，使得双方之间的信任基础变得异常脆弱。任何一方采取的措施，都很容易被对方解读为恶意或具有战略企图。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下，即使坐到谈判桌前，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。贝塞特强调需要两国领导人“权衡”（weigh in），正是希望通过最高层的互动，重建一定程度的互信，为谈判注入新的政治动力。

最后，国内政治因素在中美经贸对话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在美国，对华强硬已成为两党少数的共识，任何被认为对中国“软弱”的姿态都可能招致国内批评。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，也使得对华政策更加受到政治考量的影响。在中国，维护国家利益和发展权利是压倒一切的任务，任何外部压力都不会轻易使其在原则问题上让步。这种被国内政治所裹挟的外部政策，使得技术官员在谈判中缺乏足够的灵活性和授权。

因此，贝塞特部长的表态，实际上是承认了当前对话机制的局限性，并寄希望于最高层面的政治推动，才能打破僵局，为解决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找到可能的路径。

迷雾中的前行：何去何从？

中美经贸对话的未来走向，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。贝塞特的言论表明，短时间内，我们可能很难看到在技术层面取得重大突破。对话可能会继续以一种“保持接触”的状态进行，以避免误判和意外升级，但要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，似乎还需要更高级别的政治互动。

如果特朗普和习近平真的如贝塞特所言，需要亲自介入，那么这或许意味着双方都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和契机。这个契机可能与两国国内政治议程有关，也可能与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相连。在此之前，双方可能会继续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领域进行沟通，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、金融稳定等，以维持对话的势头。

然而，最高层面的介入并非万灵药。即使特朗普和习近平进行会晤或通话，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所有累积的问题。更现实的可能是，双方就某些最紧迫或分歧相对较小的议题达成有限的共识，或者设定一个更清晰的对话框架和目标。

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，当前这种停滞和不确定状态无疑增加了运营风险和决策难度。在迷雾消散之前，它们需要保持警惕，密切关注两国关系的动态，并做好应对各种可能情景的准备。

总而言之，美国财政部长贝塞特关于中美经贸对话“停滞”并需要两国元首介入的说法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现状的窗口。它揭示了对话面临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和信任挑战，也暗示了未来可能的突破方向。然而，在迷雾完全散去之前，前行的道路依然充满艰辛和变数。